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内涵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常人难窥其详，各种猜测谬传。陶宗震先生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对往日的传统说法，一一给予了澄清。
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尺度是经毛
泽东确定的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在举行过几次国庆活动后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过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方案中有一个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
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由于原单位中央城市建设部的调整变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沈其交代：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8，与1：1.618的“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一天，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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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卫星图 |
苏联顾问穆欣说：“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而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后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带），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我被邀请参加了招待午宴。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八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八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国庆工程”的领导提议征集改建天安门检阅台的设计方案
毕竟，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要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大范围内，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的布局，以及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
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大小一样。
四座建筑用地范围按比例画在广场平面图上，东西长、南北狭，向着长安街的是阔面，面向广场的是狭面。这样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万人礼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
有鉴于此，在汇报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六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万人礼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并主张建筑间用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连，每栋面向广场的立面可与天安门城楼相似而体形皆略小于天安门，这样与中轴线上一系列古建筑的体量比较协调，而且宾主关系分明，更丰富、强化了中轴线。
刚讲到这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
天安门整体规划时考虑打通南长街、南池子两条延长线，与前三门大街相连通，是因为北京的中轴线上有景山、故宫、天安门等旧皇园和宫殿建筑群，以致城市中心没有贯穿南北的交通通途。天安门广场建成后，不打通这两条延长线，天安门中心广场就成了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的车流来往，是不适宜的。更何况广场上集会活动很多，集会时市中心的南北交通就中断了。而两条延长线的打通，则可将广场交通枢纽功能移至正阳门、箭楼一线，有利于南北交通的分流，同时减少车辆绕行距离，另外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场所背面也需要有环绕的道路，以便于疏散人流。
但是，公安部的新办公大楼恰在1958年刚刚竣工，为南池子延长线而随即拆除，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是不相宜的，因此，当年只打通了部分南长街延长线，而将打通南池子延长线规划暂时搁置。
在中央决定上“国庆工程”后，有人出于对这一建筑的不寻常意义和重要的政治地位的凸显，提出将其放置在列有太和殿、天安门、祈年殿等重要建筑的北京中轴线上，即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将人民大会堂坐落在两者之间。幸好，这一提议未被采纳。
有许多群众反映在集会和游行时，看不清毛主席和检阅台上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此，“国庆工程”的领导提议进行改建天安门检阅台的设计征稿。
我因此也搞了两个改建设计方案。一是在天安门城楼南面扩建一个较矮的附台，但对缩短检阅台与群众间距离起不到明显改观，却要导致天安门原状的变异；另一方案是在金水桥南建一个汉白玉的检阅台，虽可大大拉近了检阅者与群众的距离，但又堵住了金水桥的桥头和天安门的入口。而且这两个方案，都涉及改变已经定格于国徽上的天安门形象，显然不能被采纳。后来，大概是没有什么可取的良策，此事便不了了之。
规划局的人员按规定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征稿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就通知我：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做这样的新安排，主要是为了“突出政治”。
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十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虽说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如果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以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做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内做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我就是在这个动员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本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是审核管理机关，是在应征的设计方案竞选中担任裁判的角色，按规定是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征稿的。
周总理“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指示
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我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我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
设计院的佟铮在和我一起看方案展览时，曾几次念叨说：“我就喜欢青年式的（指柱廊式），有朝气……”他的念叨，使我记起了恩格斯一段有关建筑的文字：“希腊建筑像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像朝霞，而摩尔人的建筑像星光闪烁的黄昏。”我当时想：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建筑学，这几句话也并非建筑专业的经典之论，但它从常人的角度说出了内心对不同艺术风格的建筑的审美感受。柱廊式建筑风格给人以“晴朗”而平易近人的感觉，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的殿堂”，它的政治性格特征及新时代建筑纪念碑的求诉，都要求它必须给人宏伟庄严、明朗开阔而平易近人的气势和风貌。
周恩来总理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这些指示，启发了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着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以达到既庄严明朗又平易近人效果的目的。
“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
虽然，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在其中，它来自在清华学习期间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兼容比较；梁思成等师长的教诲：“气韵生动”为最难达到的上品，因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传神；“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等言及中国历代西安周围宫殿都城气势的文字以及自己在数年设计实践中对理论的习得与思考。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凸显时代的胸怀和气势。在我的设计过程中，不断涌出的就是这些潜意识。
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原宴会厅设计像大灶食堂，有损国家尊严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之所以能这样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我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反而说：“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会花钱，敢不敢花钱。”
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面对已有方案的正、误、得、失，如何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如何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如何统筹考虑不拘一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如何尽可能地统一方案评选中发现的各种矛盾。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方案都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
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
周恩来总理曾建议，万人礼堂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
在我没进入实际设计时，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到西方古典建筑中去找借鉴和灵感，而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存的倾向和意念，所以在看第一轮设计佟铮对一个三段式方案表示欣赏时，我并不以为意。然而，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当我做出了“五段式”构架后，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
人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120米，城楼的宽度才不过60米左右，“五段式”的人民大会堂的宽度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很不谐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33．7米的天安门城楼顶脊兽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侧，这是设计的大忌。因此，我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
周恩来总理曾对万人礼堂的形状提出过他个人的倾向，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的。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万人礼堂都被设计成贴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做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做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的视线。我发现欧洲的剧院大都是“卵形”的，这种剧院中的挑台都是包厢，如果照此办理，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万人礼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
冯佩之局长对我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
平面体形轮廓调整好以后，我熬了个通宵，画出了西北、东南两个透视图。向东的立面中间一段，为11间柱廊加两个半封闭的末间。由于开间多，所以只明间加宽，为了避免末间实墙既宽又重的感觉并利于采光，在实墙的中部开了菱花空格。但在后来做施工图时，菱花空格被精简了，故而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中段两侧的实墙显得过分凝重，就在这里各加了一块标语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边的标语牌被取消了，凝重感又显露了出来。
我将方案上交后的第二天，规划局局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我就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我记得当天是星期日，因刚刚赶完图，一个人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上班，赵冬日、沈其二人匆忙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我按照自己设计的“五段式”方案，立即赶出一套l：400平、立剖面图，作为初步设计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以便在此基础上做技术设计和施工图。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多数国人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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